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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後殖民到民族-在當代藝術政治化中碰到了悖論與困局

- 鄭裕林

 

下文以過去三年所創作的兩組作品-《烏托邦聯盟》、《南蠻音韻考》作為導引,兩組作品均以後殖民主義為理論基礎,對世界各弱勢族群和筆者本身香港身分的粵語語言作重構的操作,而在回顧過程中發現當中使用的後殖民理論卻存在著民族主義傾向的詭異迴轉。

 

文章特別提及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印刷資本主義,作為作品《南蠻音韻考》中的方言研究和印刷的操作卻形成了民族想像共同體胚胎作出論證,並在從闡述各波民族主義的起源下證明在後殖民和民族主義中理論操作上有的自我矛盾並互相循環的悖論。

 

從19世紀開始帝國殖民者以現代性為藉口到「第三世界」進行殖民統治,卻誤把各種力童當做是文化的優越感而對殖民地宰制,從而產生反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批判。殖民地利用去中心(decentred)帝國殖民的論述的重構(re-construction)關注弱勢族群,並追求身份認同和主體性,對抗全球帝國主義。

 

從上述理論對照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的政治哲學也能發現相似之處。洪席耶指出,政治並不是透過共識而建立共同的生活型態、集結人群或是在形式上達到平等。然而,共識其實是政治的結束,若果政治是被視為建立一群人共同生活的形態,政治便失去了意義,政治的本質應該是異識(dissensus)。「異識」才是政治性主體的起點。洪席耶認為,如果政治性主體進入了共同陣線,營造共識,召喚與複製新的共同體主體,那就會是另外一種治安權力秩序的布置起點。這個治安權力秩序的新起點,相信將會是以下所談及的民族主義。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透過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情況形容是「第二波」的民族主義起源。歐洲向全球擴張造成文化多元論,促成拉丁文等古老神聖語言的沒落,令以方言為基礎的民族印刷語言和其出版業隨著語言學革命趁勢而起,令語言塑造出「主觀的民族理念」和新的權力。因此,民族獨立、共和革命和民族語言理念的結合令19世紀前半的歐洲孕生了一波民粹主義性格強烈的語言民族主義。後來發展的拼音系統,民族語言從口語語言到能夠書寫出版的拼字系統,令民族可聚合相互溝通。但與此同時,拼音系統也變成各國權力操縱該語系人民的民族意識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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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可以發現,民族主義的興起從不偶然,而可以是在殖民主義統治下對被殖民者的壓迫中油然而生。安德森形容歐裔海外移民 (creoles) 經歷殖民母國對美洲殖民地的歧視,而將殖民地想像地自己的祖國,而第一次大戰後亞非洲的「最後一波」民族主義興起,亦是後殖民主義所導向的民族主義,則是「殖民地民族主義」,不同族群的殖民地菁英擁有共通的語言,並有機會接觸到歐洲的歷史,包括民族主義的思想,加上有如「第一波」的歧視性殖民經驗而想像殖民地為民族領土。因此,民族主義興起都會是殖民統治下必然反抗。

 

在殖民地不同文化背景族群重構的操作下,產生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下的壓迫,並追求自身的主體性,在情感上卻也重構出如民族主義式的民粹狀態。如果在洪席耶的理論下思考,這就是一個從共識(殖民地制度下的管理結構)到異識(後殖民主義的重構),但卻從異識(主體性的重構)回到共識(民族主義的民族意識)的困局,在政治上不但沒有政治的討論產生,無法形成民主的異識社會,卻只會導向一種中央極權的法西斯主義,相信這是後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中的悖論所在。